西方文论关键词：田园诗

内容提要：田园诗作为一个文类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并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不同种类。田园诗之所以在当代成为一个理论话题，是因为它背后隐藏了许多历史和文化因素，如工业革命、圈地运动、乌托邦思想、原始主义、复乐园情结等等。当代读者越来越意识到田园诗的隐退倾向和田园理想的建构性质，从而倾向于从阶级、性别、种族、生态等视角去解读它的意义和其背后的意识形态。

略说

田园诗也称牧歌，是一种文类，同时也是一种文学模式。它往往描写乡村、田园、牧民的生活和生产劳作。作为文类，它是一种诗歌形式，歌颂乡村生活的简朴和纯洁，农牧民生活的快乐和单纯。作为一种文学模式，它不仅出现在诗歌之中，而且可能出现在小说、戏剧等其他文类之中。只要是描写和歌颂乡村生活、自然环境的写作都可以称之为田园诗。

作为一种文类，田园诗起源于希腊和罗马，一直延续到今天。最初，它的目的是增加人们对自然和农耕的理解和珍惜，同时也反映了一种回归自然的愿望。然而，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当它被引入英国之后，田园诗的内涵和传统发生了变化。它往往由居住在都市的诗人撰写，被同样居住在都市的读者阅读。田园诗对田园的描写逐渐偏离了乡村现实的轨道，变成一种诗化的田园。

在 20世纪文学理论的放大镜下，这种歌颂乡村生活的淳朴和纯真的艺术形式显示出它的文学虚构本质，它的美好乡村景象掩盖了乡村严酷的政治和经济现实，反映了一种维护和强化现有社会秩序的意识形态。在人与自然的关系被重新解释的当代，田园诗被注入了更多的含义。田园诗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主体定位，不仅仅从被忽视和被遗忘的平民视角来看待田园，也从环境和生态角度、性别角度、后殖民角度来看待田园，从而使田园诗重新回到理论界的视线，焕发出新的活力。

综述

古典源头

田园诗起源于希腊。最早的田园诗来自公元前 3世纪的希腊诗人特奥克里特（Theocritus, c. 308—c. 240 BC），他的诗歌题目叫《牧歌》（Bucolica），意思是 “放牛歌 ”，背景是西西里岛的自然风光。诗歌分若干个部分，叫场景（Idyll），有牧民的放牧生活，也有他们的爱情烦恼。诗歌中描写的自然风光、山水花草、魅力景致给西西里这个地方增添了神秘色彩，使之成为一个想象的理想田园。

但是，真正对英美田园诗产生直接影响的是古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70—19 BC），他的《牧歌》（Eclogues）描写希腊半岛东部的阿卡迪亚地区（Arcadia）和那里牧民的简单纯朴的生活。维吉尔继承和发扬了特奥克里特的牧歌传统，将特奥克里特的西西里变成了他自己的阿卡迪亚，塑造了另一个想象中的理想田园。

维吉尔的《牧歌》分成十个部分。在诗中，他描写牧羊人在放牧过程中的对话和对歌，他们在对歌中讲述了他们经历的苦难、他们对罗马政治的看法、他们甜蜜与苦恼的爱情、他们的诗学雄心。第四章想象罗马皇帝屋大维将开创的一个黄金时代，称他是众神之主朱庇特的后裔，并暗示在这个宏伟时代，维吉尔自己将从田园诗人成长为史诗诗人，超越古希腊的荷马，超越神话中的奥尔弗斯，甚至超越自然神潘神。

在第五章中，两个牧羊人悼念他们的同伴达芙尼斯，誓言要 “用赞颂将他送上繁星的天堂 ”。他们和达芙尼斯曾经是同伴，也是诗歌竞赛的对手。牧羊人在祭奠达芙尼斯的过程中表达了一种诗学愿望，即通过诗歌创造永生，而最终达芙尼斯在他们的赞扬声中变成了一个诗神。在第十章中，维吉尔创造了一个关于诗歌源头的新神话：阿卡迪亚。达芙尼斯和盖耶斯充满激情的声音将希腊那个遥远的、充满传奇色彩的潘神故乡变成了牧歌的源头，在西方文学和艺术传统中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维吉尔还有一首长诗叫《农活》（Georgics），描写农业生产活动，模仿古希腊诗人赫西德（Hesiod）的《劳作与时日》（Works and Days）。诗歌分四部分，对应一年的四个季节。第一部分描写劳动工具犁头，认为生产劳作对于人类的繁荣和衰落至关重要，同时也说明自然灾害可能使辛勤劳动变成泡影。第二部分描写农业种植，果树、橄榄、葡萄等的生长和种植方法，歌颂意大利、歌颂春天。第三部分描写牛羊的养殖和繁殖，以及疾病和瘟疫给养殖造成的损失。第四部分描写蜜蜂，并将它们与人类相比拟：它们忠诚于国王，为集体牺牲自我等等。

维吉尔的《牧歌》和《农活》成为后世田园诗的典范：英美田园诗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在模仿维吉尔。首先，维吉尔创造了一个理想田园阿卡迪亚，它远离文明中心，有和谐的青山绿水，花鸟虫鱼，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幸福之地。第二，他开创了田园悼亡诗的先河，固定了悼亡诗的结构：即从祭奠和悲伤，到振作和安慰的发展过程，死者最终进入天堂，获得永生。第三，田园诗一般将乡村与城市对立，用都市的尔虞我诈来对照田园的淳朴和谐。

然而，田园诗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经过了许多变化，形成了不同的类别。吉福德（Terry Gifford）在《田园诗》（Pastoral, 1999）一书中将田园诗分为三个种类：1）作为传统诗歌文类的 “田园诗 ”，以及内容涉及乡村生活、采用了田园诗模式的其他文类，如传奇、戏剧、小说等等；2）质疑传统田园诗的思维模式、运用现实主义手法来反对田园诗对乡村进行浪漫化和理想化的“反田园诗”；3）具有更多现代生态意识、重建人与自然关系的“后田园诗”（1-3）。下面我们对这三个种类进行一一陈述。

英国的田园诗

田园诗在 16至 17世纪被引入英国，在英国诗人手中，它保留了关注乡村生活和农耕劳作的原本意图，但是它也逐渐成为一种宫廷娱乐手段。西德尼爵士（Sir Philip Sidney，1554—1586）的《阿卡迪亚》（Arcadia）是一部用散文和诗歌写成的浪漫传奇。从它的题目，我们就能够看出它是仿照罗马诗人维吉尔的牧歌而作。阿卡迪亚公爵巴西里乌斯（Bacilius）为了防止一个不祥的预言变成现实，与妻子和两个女儿帕米拉（Pamela）和菲洛克里娅（Philoclea）离开宫殿，隐居到乡村。两个王子穆西多勒斯（Musidorus）和皮洛克勒斯（Pyrocles）为了追求两个公主，装扮成牧羊人和女汉子也来到乡间。他们中间产生了一系列感情纠葛，发生了许多爱恨交织的传奇故事。

故事中的很多情节和人物，如男扮女装、两兄弟追求两姐妹、从城市到乡间的情景转换在后世作家的作品中都被借用过。它的田园诗包括两个牧羊人由于同时爱上神秘的尤雷里娅而作的怨情诗，赞美菲洛克里娅身体各个部位的艳情诗，以及十四行诗《我的爱人占据了我的心，我也占据了他》。《阿卡迪亚》是一个关于田园的浪漫传奇，通过诗歌和小曲歌颂了爱情、亲情、纯朴的乡村生活。

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在戏剧《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中讲述了米兰公爵被弟弟篡位、逐出宫廷的故事。公爵与他的随从来到阿登森林（Arden），在那里过着与世无争的隐居生活。在森林中，他的女儿罗瑟琳和贵族奥兰多相遇并相爱。奥兰多之兄阿立夫也来到了森林，并与公爵侄女西莉亚相爱。最后奥兰多继承了公爵的爵位和财产，娶了罗瑟琳为妻。阿立夫与西莉亚也结为夫妻。公爵弟弟洗心革面，公爵也回到宫廷，从而有了皆大欢喜的结局。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与《阿卡迪亚》类似的浪漫传奇。

公爵和他的随从从环境优越的宫廷被驱逐到野外，在田园生活中体验到下层生活的艰难，经受了大自然严酷天气的考验。但他们宁愿接受大自然的无情，也不愿回到宫廷的那种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环境中。剧中的小曲《不惧冬风凛冽》有着点题的作用。它将冬天的寒风与人世间的无情相比较，认为寒风的刺骨比不上 “人世之寡情 ”。它还将冬天的冰雪与人情的冷酷相比较，认为严酷的寒冬也比不上 “受施而忘恩 ”。诗歌充满了对世间人情冷暖的厌恶和对田园生活的向往。

最初的英国田园诗的主人公多是王公贵族，读者和听众往往也是同样的人群。诗人创作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迎合了这些人的认识和理解：他们不是真正的牧羊人，不需要从事农耕劳作，并且往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因此，英国田园诗描写农耕劳作艰辛的并不多，也不反映真正的农民生活，而是专注于田园、爱情、娱乐。田园诗的主人公往往来自城市，他们对城市和宫廷的尔虞我诈感到厌烦，对乡村生活的淳朴和自然充满了向往。这种退隐之情通过文学形式反映出来，变成了对乡村生活的理想化。因此我们所看到的淳朴和谐的乡村不是乡村生活的现实，而是一种文学建构。

斯宾塞（Edmund Spenser，1552—1599）的《牧人月历》（“The Shepherd's Calendar”）是英国文学史上一首较早的田园诗，全诗分十二篇，正好对应一年中的十二个月份，酷似维吉尔的《农活》。诗歌首尾两篇是牧羊人克劳特（Colin Clout）的独白，其余是别的牧羊人的对话。诗歌中最重要的主题是爱情，十二篇中有七篇描写爱情。另有四篇讽刺教会的虚伪，一篇描写歌咏比赛，一篇抱怨诗歌不受重视。从总体上讲，作品描绘了乡村生活的淳朴与和谐，将美好的乡村爱情与教会的腐败堕落进行对比。它的宫廷娱乐作用体现在它对伊丽莎白女王 “伊莱莎 ”的美德的颂扬，诗歌的听众或者读者是宫廷，而不是民众，更不是农夫。

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 1564—1593）的《牧羊人恋歌》（“The Passionate Shepherd to His Love”）是英国文学中最著名和最优美的田园抒情诗之一，但也是为宫廷娱乐而写。在这首经典名作中，牧羊人为了获得姑娘的芳心，极尽巧言善辩之能事，用花言巧语对她发出了凌厉的爱情攻势。他首先描绘了一幅浪漫的田园景色：“在浅浅的小溪旁， / 鸟儿随着潺潺流水把爱情歌唱 ”；然后承诺给她所有的乡间欢乐：“我将用玫瑰编一顶花冠， / 用成千的花束做床，/ 用爱神木的叶子做成长裙”。最后他希望这些能够打动姑娘的心，从而说服她 “和我生活在一起，做我的爱人 ”。诗歌运用田园抒情的手段，描写远离尘世喧嚣的山野生活，衬托出一种不可言传的美妙。

田园诗的田园化

在 18世纪，英国田园诗展示出更加明显的对乡村生活进行理想化和浪漫化的倾向。汤姆森（James Thomson，1700—1748）的《季节》（“The Seasons”）分为四个部分，每个部分描写一个季节。《冬季》描写暴风雪，以及人和动物在严酷的寒冬所经历的苦难：牧羊人在雪暴中丧生，而他的家人仍然在等待他的归来。《夏季》描写一天从早到晚的进程，我们看到了晒草、剪羊毛等农业生产活动，结尾是一首赞颂大不列颠的赞歌。《春季》描写这个美好季节对万物的影响，包括对人的影响，结尾是一首赞颂婚恋的赞歌。《秋季》生动地描写了收获、酿酒等与秋季有关的乡间景象，谴责狩猎和射杀动物的残忍，结尾是一首赞颂乡间生活的纯真快乐的赞歌。

哥尔斯密（Oliver Goldsmith, 1730—1774）的《被抛弃的村庄》（“The Deserted Village”）是一首反 “圈地运动 ”、歌颂传统乡村的长诗。在 18世纪，英国的土地主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不再租赁土地，而是将这些土地从农民手中收回，把它们圈起来发展利润更加丰厚的其他产业。在诗歌中，工业化、商品贸易、奢靡之风、重商思想改变了曾经是欢乐的、田园式的乡村：农民从赖以生存的土地上被驱逐出去，被迫移居到陌生的城市或者移民到遥远的美洲。哥尔斯密对工业化和大规模生产模式对传统乡村的侵蚀感到异常愤怒，对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受到伤害的农民给予了巨大的同情。

随着工业革命和城市的兴起，田园诗常常将乡村与城市对立起来，它所歌颂的乡村常常是工业化之前的、中世纪式的乡村有机社会。农夫们一般满足于单纯的农耕生活，满足于从土地得到的收获，没有不当的欲望给他们带来的苦恼。他们往往具有包括勤劳、坚忍、淳朴、善良、乐于助人等乡村美德，他们之间相互认识，关系趋于简单，形成一种和谐和有机的社会。相比之下，城市的商业化气息浓重，物欲横流，充满了犯罪、腐化和堕落。人与人之间关系更加复杂，常常充满了尔虞我诈。正是因为如此，考伯（William Cowper, 1731—1800）在《任务》（“The Task”）一诗中说， “上帝创造了乡村，人类创造了城市”。

《被抛弃的村庄》的意义并不在于它对 “圈地运动 ”的负面后果的批判，而在于它对曾经甜美的、花园式的乡村的颂扬。诗歌对正在消失的乡村美德和田园生活方式充满了无限的忧伤。诗歌中的奥伯恩（Auburn）就是锡德尼的 “阿卡迪亚 ”、莎士比亚的 “阿登森林 ”，这个虚构的理想田园酷似诗人的故乡里索（Lissoy）。哥尔斯密将他的美好田园定格在童年，以及他童年生活的那个乡村，这说明他本身有一种怀旧心态，对已经失去的时光和生活方式恋恋不舍。诗中的奥伯恩也许并不是哪个真实的地方，而是他的回忆所产生的理想化的结果：真实的情况是，怀旧使失去的时光比真实的情况更好。

蒲伯（Alexander Pope, 1688—1744）在《论田园诗》（“An Essay on Pastoral”）中指出， “如果我们模仿自然，我们需要带着这样一个考量，那就是田园诗是我们称之为 ‘黄金时代’的景象。因此我们不能如实地描写牧羊人，而是按照他们可能被想象的那个样子去描写他们……我们必须用幻象使田园诗优美可读，这就要求我们呈现牧羊人生活的最佳一面，隐藏其艰难困苦 ”。这段评论显示，蒲伯非常了解他的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文学追求。他不仅是这样说的，而且在《温莎森林》（“Windsor Forest”）一诗中也是这样践行的。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将这种理想化的田园诗称为 “新田园诗”（neo-pastoral），因为它与古典田园诗已经大相径庭（19-22）。

19世纪的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在《序曲》（“The Prelude”）的开端，描写了他阔别多年之后，重新回到他的故乡英国中部的湖区。微风拂面，树木葱郁，他站在山岗上，俯视下面的田园，俨然就是一个伊甸园。的确，田园诗常常将乡村描写成世外桃源，或“阿卡迪亚”。在田园诗人的笔下，这个世外桃源要么是一个逃避烦恼的归隐之地，要么就是一个已经消失的“黄金时代”。也就是说，这个阿卡迪亚要么是在时间之外，要么是在空间之外，常常是一个已经消失，或者令人倍感珍惜的理想空间。正是这种将乡村理想化和浪漫化的倾向，使田园诗变成一种反映乡村生活的 “幻象 ”，使反田园诗的出现成为可能。

反田园诗

田园诗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乡村生活的一种不真实的描写，反田园诗（Anti-Pastoral）则是对田园诗的这种理想化和浪漫化倾向的质疑，是对乡村生活的更加现实主义的呈现，是一种关于乡村的去理想化和去浪漫化的写作。反田园诗的目的是要打破传统上人们对乡村生活的浪漫幻想，让人们看到乡村生活的真相或者全貌，从而把田园诗从幻象拉回到现实。

拉里（Walter Ralegh，1552—1618）的《美女答牧羊人》（“The Nymph’s Reply to the Shepherd”）回应了马洛的《牧羊人恋歌》，对后者刻画的田园景色和乡村生活进行了解构或去魅。首先，美女质疑牧羊人的话的真实性：“如果全世界和爱情都年轻，如果所有牧羊人的话都可信，这些快乐可能打动我的心，和你住一起，做你的爱人 ”。由于马洛的牧羊人在诗中刻画了一幅永恒夏季的乡间图景：阳光灿烂、莺歌燕舞，拉里的美女极力 “抱怨即将到来的困苦 ”，强调即将到来的冬季是多么严酷和寒冷：大地结冻、鸟兽无踪。美女用以解构牧羊人幻象的逻辑是：世事变幻无常，所有美好的时光终将结束，从而打破了马洛所刻画的理想和浪漫的田园幻象。

克莱布（George Crabbe, 1754—1832）在《村庄》（“The Village”）中，对哥尔斯密的理想田园进行了质疑，他的批评锋芒甚至指向了整个田园诗的传统。他首先挑战这个传统对乡村生活描写的不真实性，在诗歌开头他就写道：“乡村生活，以及困扰年轻农夫， /和衰老农民的每一个烦恼…… /穷苦民众的真实面貌， /只需要一首歌，缪斯不会给更多 ”。他认为传统的田园诗歌之所以描写幸福的牧羊人和甜蜜的爱情，是因为诗人不了解农民的疾苦，不了解农民过的是怎样的生活。他说，我承认田野和羊群有它们的迷人之处， “但在迷人的景象之中，我将追踪 /这个地方穷苦和卖苦力的人们，/看正午的烈日、炙烤的阳光 / 在他们光秃的头上和衰老的两鬓舞蹈 ”。最后他质问，在了解这些真相之后，诗人还能把 “这些真实的困苦隐藏 / 在诗歌那高傲的修辞背后吗？”

威廉斯在《乡村与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1973）一书中将 “反田园诗 ”称为 “对抗田园诗 ”（counter-pastoral）。他通过仔细解读琼生（Ben Jonson）的《致彭斯赫斯特庄园》（“To Penshurst”）和卡鲁（Thomas Carew）的《致萨克斯翰姆庄园》（“To Saxham”），展示了田园诗是如何将英国乡村的社会和经济现实隐藏或包装起来，并对之进行 “神秘化 ”的。两首诗都描写乡间庄园，历数了庄园的富庶、食物的丰盛、筵席的豪华、主人的慷慨等等。野鸡、鹧鸪、牛、羊心甘情愿来到庄园，献上它们的肉。蔬果挂在树上，随手可得。餐桌上的食物供所有人共享，包括穷人和富人（Williams 29-30）。

威廉斯认为，这样的描写是对某些细节的选择和强调的结果，完全没有反映英国 17世纪乡村的社会和经济现实。这些诗人都是庄园主人的客人，认同他们的社会地位，正在与他们一起消费他人的劳动成果。因此，传统的田园诗为他们想要表达的观点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支持：诗人所描写的庄园就像《圣经》上的伊甸园：丰衣足食、无需劳作。大自然提供了一切，满足了人的所有需求。威廉斯说，诗歌正是用《圣经》的“自然秩序 ”代替了英国17、18世纪的社会和经济现实。物产丰盛、丰衣足食的假象是建立在从诗歌中“抽掉劳动者”这一艺术选择的基础上的（31-32）。

在威廉斯之前，燕卜荪（William Empson）的《田园诗的几种类型》（Some Versions of Pastoral, 1935）就已经注意到田园诗的某些阶级属性，但是不同的是，燕卜荪认为英国的田园诗是城市资产阶级文化的产物，它的主要特征是 “把复杂的东西放进简单的框架之中 ”。当卑微的牧羊人表达着宫廷社会的思想和情感，那些复杂的社会和道德矛盾就被放入了一个新的情景，其效果可能是批判，也可能是赞扬。与威廉斯一样，燕卜荪认为田园诗依赖于对社会和阶级矛盾的调和和忽略，创造出一幅伊甸园式的和谐场景，但是他同时也认为，在简单的表面背后，田园诗其实是一个具有复杂、多层次功用的艺术形式：它可以用来赞扬或者批判统治阶级（qtd. in Haffenden 377）。

塞尔斯（Roger Sales）的《英国文学的历史视角1780—1830：田园诗与政治》（English Literature in History 1780-1830: Pastoral and Politics，1983）将这种政治批评模式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他把传统的田园诗总结为六个 R：即逃避（refuge）、回忆（reflection）、挽救（rescue）、安魂（requiem）和重建（reconstruction）。他认为田园诗总是走向乡村或走向过去，涉及到一种 “逃避 ”。这个理想化的乡村或过去不是现实，而是通过选择性 “回忆 ”，“挽救 ”回来的美好时代或理想田园，包括它们的价值取向。因此田园诗是对理想田园的一种 “建构 ”，为这个理想的消逝奏响了 “安魂曲”。塞尔斯甚至说，田园诗作为一种诗歌形式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它阻止人们去质疑支撑现有土地所有权的权力结构、甚至阻止人们质疑支撑整个社会运作机制的权力结构（17）。

后田园诗

正如我们看到，在威廉斯之后， “田园诗 ”逐渐有了一种负面的含义，布伊尔（Lawrence Buell）称之为 “田园主义 ”（pastoralism），意思是田园诗背后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目的（32）。巴雷尔（JohnBarrell）和布尔（John Bull）在《企鹅英语田园诗选集》（Penguin Book of English Pastoral Verse，1974）中称田园诗已经消亡，认为在我们的时代，人们不可能再写真正的、包括牧羊人和阿卡迪亚的传统田园诗。的确，我们的时代对乡村和自然的理解，在生态意识和环境意识的引导下，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而关于乡村和自然的写作，只要是优秀写作，可能都受到了影响。

休斯（Ted Hughes，1930—1998）如果是田园诗人，那也是很特别的田园诗人。他不描写乡村的 “永恒夏季 ”，而是描写我们无法理解的大自然，及其拥有的强大的自然力。《风》描写了一次风暴给人带来的恐惧，其力量足以掀翻人类创造的所有建筑，其声响能够震破酒杯。《十一月》描写寒潮来临的威慑力，像上古时代的冰纪一样，即将来临的冰封将锁住河流，锁住整个大地。《蓟草》描写了这种野草的强大生命力，其每一片叶子都像是举起的一把剑，像前赴后继的北欧海盗一样，被割掉之后，又会重新生长出来。

后田园诗（Post-Pastoral）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再思考。传统田园诗所描写的那种和谐状态被认为是对自然的一种简单化理解：自然不顺应人的意志，也不按照人的意愿呈现。相反，人类文明的发展使我们离自然更远，离自然力和动物本能更远。这种异化的发生不是因为自然突然发生了改变，而是因为人对它的认识发生了改变。文化与自然的对立虽然是思想史的一个老话题，但在生态危机已日益严重的今天，它又有了它的新意。

希尼（Seamus Heaney，1939—2012）是我们时代典型的田园诗人，他的诗歌多以乡村为背景，并且与农耕劳作有着密切关系。《挖掘》（“Digging”）描写诗人家庭的农耕传统，同时也将这个传统与诗人自己的职业联系起来。这样，农业劳作与文学创作形成了一个连续和比拟的关系。同样，《个人的赫利孔泉》（“Personal Helicon”）将诗人孩提时在乡村观井的经历与他的创作关联起来。井水映射的是男孩自己的镜像，也有井壁生长的水草，以及男孩背后的天空和云朵。一块石头掉下去所激起的浪花和回响，现在仍然在诗人脑海里回荡。

在这样的写作中，诗人有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那就是他不再是农夫，而是一个诗人。他已经与那个农场分离，而隔在他们之间的恰恰就是他的职业。文化与自然的对立是后现代人的自我意识：文明程度越高，离自然就越远。诗歌反映了后工业时代人与自然关系的困境、以及人类自身的异化感。我们的文化不可避免地把我们与自然分离开来，使我们不再可能像传统田园诗那样，去想象人与自然的完全和谐。

然而在希尼的诗歌中，我们又可以感觉到一种重建人与自然关系的冲动。儿时观井的经历不由自主地进入了他现在的想象和创作，从而突破了文化与自然之间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对立和隔阂。诗歌所描写的是自然，但同时也是创作。用斯奈德（Gary Snyder）的话说，它使 “文化成为自然，自然成为文化 ”。后田园诗的特征之一就是将异化的人类重新带回自然的怀抱，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一种新的连接。

布伊尔在《环境想象》（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1999）一书中试图建立一种 “新环境美学”（new eco-aesthetics），这种新的环境美学不仅要重建人对自然的敬畏，而且重新强调语言的指涉功能：语言不是一种自我指涉、自我封闭的牢笼，而是一种古老的象征符号体系，它指向外部的、实实在在的客观世界（36）。也就是说，要打破解构主义理论对 “自然 ”和“终极意义 ”（transcendental signified）的解构，建立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即语言是我们到达客观世界的桥梁，而不是障碍。

然而，人与自然的新型联系是以平等意识为基础的：人对自然应该有一种敬畏，而不是居高临下。人应该摒弃传统的征服观念，避免对自然实施工具理性式的攫取。默钦特（Carolyn Merchant）在《自然之死》（The Death of Nature，1980）一书中，将人类征服自然的心态与男性征服女性的心态对等起来，批评人类在这两个领域同时建立起来的压迫关系。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她说“妇女和自然实际上成了精疲力竭的企业家丈夫修养身心的资源 ”（xxi）。她认为，这两个领域的压迫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它们出自同一种思想根源，同一种意识形态。

贝特（JonathanBate）在《大地之歌》（Song of the Earth，2000）一书中将殖民压迫与征服自然联系起来，认为历史上的殖民征服，实际上是西方自然观的延伸：殖民地就是被物化的自然，可以随便攫取、随意处置。他认为，西方人所定义的 “他者 ”不仅仅是黑人和妇女，而且还有自然，莎士比亚的《暴风雨》所反映的也不仅仅是文化与文化的冲突，而且也是文化与自然的冲突。也就是说， “种族压迫和征服自然是相互关联的 ”（89）。如果压迫没有完全铲除，自然界的平等就不会到来。只有在所有领域实现了平等，人与自然的平等才能最终实现。

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在《这是一张我的照片》（“This Is a Photograph of Me”）中就描写了女性与自然的关系。虽然诗歌题目提到 “我”，但诗中没有 “我”。人们通常认为，照片中的 “我”只是这位女性在湖面的镜像，但其实 “我”有着更加复杂的意义。在照片中只有景致，如树、房屋、山丘等，而“我”已经被 “淹没 ”在湖里，融入了自然，成为自然的一部分。作为主体， “我”已经死亡。西方传统常常将女性与自然等同，如称大地为母亲等等，因此诗中的 “我”已经被等同于湖，等同于客体。女性的命运与自然一样：被物化、被随意利用。

后田园诗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浸润了后现代生态意识和环境意识的、关于自然或乡村的诗歌。吉福德在《田园诗》一书中对后田园诗的定义作了模糊处理，实际上造成了人们对后田园诗理解上的障碍。应该说，反映后现代生态意识和环境意识的写作都可以被称为后田园诗，这些包括布伊尔所定义的所有 “环境写作 ”，包括诗歌、小说、游记、日记、散文等等。其特点是：1）客观世界不仅仅是文本的框架手段，相反人类应该被理解为自然历史的一部分；2）人类利益不是唯一合法利益；3）人类对环境的责任是文本的伦理考量；4）客观世界被视为发展过程，而不是给定的客观存在（7-8）。

结语

我们看到，田园诗作为一个文类有一个很长的发展历史。它之所以在当代成为一个理论话题，不仅仅是因为它有一个古典传统，有一系列诗人创作此类作品，从而形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不断发展的文学传统，而且也因为它背后隐藏了许多文化历史因素，如工业化、圈地运动、 “乌托邦 ”情结、 “复乐园 ”冲动等等。但是如果把田园诗创作者，以及田园诗受众的社会层次纳入思考范围，我们可以看到，田园诗所关心的是他们那个社会层次所关心的问题，而不是乡村的真实状况。

马尔克思（Leo Marx）在《花园里的机器》（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1964）中对田园理想的描述有助于我们认识田园诗的发展历程。他将田园理想分为伤感型田园主义和复杂型田园主义，认为美国从 “大发现 ”时期开始就有一种田园情结，这种田园情结一直延续到今天，表现在今天仍然流行的逃离都市的 “幼稚愿望 ”中，“表现在对野营、狩猎、钓鱼、野餐、园艺等等的热爱中 ”。从文化上讲，它是一种 “更贴近自然”的集体想象，是 “原始主义 ”的变体，是一种 “花园神话 ”，表达了一种伤感的怀旧情绪，或“孩子气的梦愿 ”（3-7）。

然而马尔克思认为，真正的田园理想是一种更加复杂的 “田园方案 ”，他称之为复杂型田园主义。这种田园方案不是一种简单的逃避主义，而是在田园理想中引入一种 “反作用力”，“将一个更加 ‘真实 ’的世界与田园幻境相并置 ”，从而表现一个 “更大更复杂的经验体系 ”（16-17）。他认为霍桑、华兹华斯、爱默生、梭罗的浪漫主义田园理想中都表现出这样一种田园方案，他们反复使用的寓意是：机器闯入一个宁静的田园空间，而且 “机器被看做骇人的闯入者，它侵扰了田园乐趣的幻想”（19）。

后田园诗可以说是这种复杂田园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后现代理论为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多种可能性，使后田园诗能够超越传统田园诗对田园的简单化理解。不仅自然的概念取代或拓展了乡村和田园的概念，而且人们在思考自然的时候也呈现了不同的、多样的主体定位和理论定位。自然思考更多地与人类自身的伦理关系、政治关系联系起来，从而实现将人视为自然一部分的生态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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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外国文学》2017年第2期，侵删。